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中国经济稳中求进******
即将收官的2022年，中国经济承压前行，发展质量稳步提升，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但也面临多重风险挑战，回稳向好基础有待进一步巩固。
即将到来的2023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中国经济怎样稳中求进？
关键时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关键指引——
“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明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要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行动指南
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推动经济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会议提出的“六个坚持”，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回望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自新世纪以来首次滑落至8%以下。
面对高速增长背后显现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问题，聚焦中国经济“怎么看”“怎么干”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我国经济发展成功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成为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习近平经济思想聚焦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从哲学维度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引领中国经济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向“美”而行，着眼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需求与需要，三次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三驾马车”动力加快转换，蓝天更多，河流更清……从总量之“美”到结构之“美”，从生态之“美”到生活之“美”，民生有保障的“好生活”与精神充实愉悦的“美生活”相得益彰。
笃“实”夯基，坚决遏制脱实向虚，全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进步，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巩固和发展全球最全工业门类。
求“效”有为，以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为关键全面深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以“协”善治，从新发展阶段出发，统筹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步履坚实，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路径更加明晰。
“共”富“共”赢，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统筹效率与公平。从脱贫攻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努力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到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前人从未遇过、西方经济理论始终无法解决的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指引中国经济在守正创新中打开发展新天地——
2022年12月26日，蜿蜒千里的新成昆铁路全线贯通运营。复兴号动车组从成都南站发出，沿着现代化的铁路，奔驰在崇山峻岭间。
超过78条——这是2022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新开通线路数量，创历年新高，是去年全年的5倍多。
“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放眼全国，各地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四梁八柱”，为中国经济拓展回旋空间，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新时代的发展，需要新的发展方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谋定发展方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发展作出年度部署；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定期研究分析经济形势，决策重大经济事项；中央财经委员会（领导小组）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领导小组）及时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重大改革……
十年风雨兼程，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应对世纪疫情，应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国经济的成功实践反复证明，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
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之“矢”，射新时代新征程发展之“的”。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无不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理经济的高超智慧和卓越能力。
习近平经济思想从对策维度聚焦经济运行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矛盾，推动中国经济在致广大而尽精微中行稳致远——
2022年12月9日上午，一列满载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天津集装箱中心站缓缓驶离，标志着天津港2022年中欧（中亚）班列运量突破9万标箱，同比增长近60%。
“集团长期以来以稳求进、以进固稳。”天津港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大力推行班列货物“船边直提”“抵港直装”通关模式，服务“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开放格局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稳中求进，从宏观政策到市场主体，各层面各方面牢牢把握这一工作总基调，不断创造新业绩。
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科学方法和系统工具。
“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全面具体的部署——“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
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科学应变，助推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破浪前行：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抓好“六稳”“六保”工作；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一项项举措卓有成效，一项项政策落地生根。
潮头掌舵，气象万千。
越是攻坚克难的阶段、纷繁复杂的时候，越彰显科学理论的真理光辉。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中国经济航船劈波斩浪，不断赢得历史主动，赢得精神主动，赢得发展主动。
历经非凡变革，我国发展站上新的更高历史起点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022年10月26日至28日，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外出考察，来到陕西延安、河南安阳。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进行着新的深邃思考。
2个月后，12月23日至24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作出战略部署，吹响新时代新征程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奋进号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巨轮穿越惊涛骇浪，取得彪炳史册的发展成就，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大国经济治理智慧的最好诠释，也是中国经济信心前行的最坚实基础。
看10年——新时代1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转向高质量发展的10年。
2022年9月27日，“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开幕。当天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等来到北京展览馆，走进展厅参观展览。
综合展区中心，制造强国、航天强国、海洋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科技强国，一叶叶风帆拼成“奇迹号”巨轮模型，引人驻足。
国内生产总值从53.9万亿元上升到114.9万亿元，基础研究经费从499亿元增加到1817亿元，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实施发射240余次……一个个亮眼数据，标示出新时代10年中国经济“量”的跨越，更彰显“质”的提升。
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
回望10年来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定一系列具有全局意义的区域重大战略，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看5年——“过去5年极不寻常、极不平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所指出，“我们经受了世界变局加快演变、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内经济下行等多重考验，有效守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国经济大船乘风破浪向前。”
时针拨回5年前，2017年4月。八桂大地，春风和煦，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海、南宁等地考察调研。
听取北部湾港口规划建设和北部湾经济区发展建设情况介绍，强调写好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考察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强调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一路所看所谈，透出对发展质量的深刻考量。
这一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大论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5年间，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集中力量实施脱贫攻坚战，着力推动“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对高质量发展的强调和践行一以贯之。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一个个关键处落子、彼此连接成势，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布局，为中国经济开辟广阔空间。
看3年——世纪疫情，是3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直接的不确定性因素。如何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并实现经济平稳发展，是各国共同面对的难题。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3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我国走出了一条精准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之道。
坚持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国先后印发九版防控方案和诊疗方案，及时出台二十条优化措施和“新十条”优化措施，努力用最小代价实现最大防控效果，为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创造条件。
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我国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寻求最优增长路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最大程度释放经济社会活力，最大程度稳住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盘。
面对疫情跌宕反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我国以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非凡实践，有效处置百余起聚集性疫情，有效应对5波全球疫情冲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到有效守护。
2020年成为全球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3年经济保持4.5%左右的年均增长，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来之不易的成绩单，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经济不惧险阻、勇往直前的证明。
看这一年——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我们胜利召开党的二十大，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
这是最新发布的中国经济数据：
前11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3%，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6%。国民经济总体上保持恢复态势。
前11个月，充电桩、风力发电机组、民用无人机、光纤产量同比分别增长92.7%、39%、30.4%、21%，产业升级发展持续，新动能继续壮大。
……
这一年，以科学之策应对非常之难，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在党中央决策部署下，实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各地区各部门迅即行动，扎实落实。
这一年，二季度前期经济明显下滑、后期扭转下滑态势，三季度总体恢复向好，四季度抓住窗口期进一步回稳向上……顶住疫情反复和乌克兰危机等超预期因素冲击，中国经济划出一条“V”型复苏曲线，预计全年经济总量超过120万亿元，粮食产量连续八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在全球高通胀背景下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人民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展现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
一些外媒报道指出，在全球经济面临空前挑战之际，中国经济仍然向好。不断优化调整防疫政策的中国，将成为明年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
中国经济从来都是在爬坡过坎中前行。
成绩殊为不易，值得倍加珍惜。习近平总书记话语坚定：“遇到的困难很多，有的困难是空前的，但是我们做到了。”
用好优势抓住机遇，时与势始终在我们一边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的重要一年，我国经济发展在多重目标下面临不少风险挑战。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
“我们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有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有产业体系配套完善的供给优势，有勤劳智慧的广大劳动者和企业家等人力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阐述我国发展的“四个优势”，揭示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和大国战略博弈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实支撑。
知难而进，砥砺前行。我们有条件实现更好发展，关键是要巩固和拓展优势，抓住和用好机遇。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体制优势增强发展活力——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五大规律性认识，其中之一就是“制度优势是形成共克时艰磅礴力量的根本保障”。
从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到通过宪法修正案，实施民法典；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到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着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纵深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制度基础。
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历经风雨更显优越性的“中国之治”中，我们的制度自信持续铸牢。
中国市场主体已发展到1.6亿多户，是稳经济的底气所在。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是我国经济能经受住各种风浪冲击的重要制度保证。
“我们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语气坚定：“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这是长久之策，不是权宜之计。”
《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实施，反垄断法完成修改保护公平竞争；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垄断行业体制改革……
瞄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持续攻坚，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稳定发展预期、提振发展信心。
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以需求优势应对外部冲击——
世界经济低迷不振的背景下，第五届进博会按年计意向成交额再创新高：累计意向成交735.2亿美元，比上届增长3.9%。
“连续五年如期举办进博会，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释放了中国全面扩大开放、加强国际合作的积极信号，展现了同世界分享市场机遇、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中国担当。”《世界开放报告2022》评价。
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
我国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规模经济优势、创新发展优势和抗冲击能力优势显著。
“我国居民消费提质扩容潜力巨大，补短板锻长板投资需求旺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将进一步拓宽国内市场空间，市场体系逐步完善有利于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供给水平不断提升将引领创造更多市场需求。”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说。
202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对外发布，对进一步发挥需求优势进行新的部署。
“中国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使中等收入群体在未来15年超过8亿，推动超大规模市场不断发展。”2022年11月17日，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书面演讲时这样表示。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供给优势提升发展质量——
我国自行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支线客机ARJ21交付首家海外客户；首台国产F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成功下线；建成亚洲最大海上石油生产平台……近期，一系列发展新成果捷报频传。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正加速向制造强国迈进。
经济发展最终靠供给推动，从长期看是供给创造需求。多年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形成中国突出的供给优势：
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能够制造世界上大多数工业产品，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首位；拥有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拥有世界级港口群、250多个民用运输机场，建成全球规模最大5G独立组网网络、全球最大的光纤网络。
美国彭博社发表评论说，中国近十年来一直专注于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实现更高质量的增长，这些高技术领域正为中国经济创造更多更高的价值。
在对外依赖度高、短期难以有外部替代来源的领域加快补短板；积极参与推动全球和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布局；推动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发展，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牢牢把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我国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将进一步提升，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持续释放人才红利，以人力优势夯实发展基础——
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人口红利仍然存在，人才红利新的优势正在显现：
8.8亿劳动年龄人口，人口平均年龄达38.8岁，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超过2.18亿人。202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0.9年，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我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宏大、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大国。
在量子信息、干细胞、脑科学等前沿方向取得一大批重大原创成果，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由第34位上升至第11位，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庞大人力资源持续激发创造活力，成为我国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潜在力量和后发优势。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才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凸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并对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作出全面部署。
推动人才管理职能部门简政放权，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一项项部署，旨在充分释放人力优势潜力，不断厚植发展优势。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自信而坚定的宣示，向世人展现出中国经济无比光明的前景。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记者：邹伟、韩洁、叶昊鸣、魏玉坤、周圆）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30日 01版）
筑牢数据安全屏障******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随着数据要素向深度应用拓展，规范数据流动、保护个人隐私、保证网络安全等问题也面临考验。2022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把安全贯穿数据供给、流通、使用全过程。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主持人：经济日报理论部主任、研究员 徐向梅
数据共享应用成效显著
主持人：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有何特点及优势？我国数据开发利用现状如何？
唐建国（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副主任、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大数据应用与产业处处长）：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第一次把数据要素作为第五大生产要素提出，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数据，是对客观事物的逻辑归纳。在数字时代，数据成为表达信息、知识和智慧的主要载体。数据要素，是指经过清洗、加工和治理后，直接拿来可用并具有交易价值的数据资源。用土地作比喻的话，数据要素本质上是一块达到“七通一平”条件、能够在市场交易的“熟地”，也是高价值可用数据资源的代名词。从资源、要素、资产到资本，数据在形态演进中实现价值跃升。
从生命周期看，数据可分为零次数据（收集生成）、一次数据（清洗比对）、二次数据（统计分析）、三次数据（研判预测）等类别，具有无限衍生的可能。从自身构成看，数据具有类似于波粒二象性的二元化结构特征。从法律视角，数据分为载体和内容，数据权属可以分解为载体权利和内容权利。从技术视角，数据可分为信息和价值，基于隐私计算技术信息进行加密处理，可将数据计算价值进行流动。从生产资料角度看，数据要素具有可复制、可再生、海量获取、消费中增值、边际成本接近零、在应用中产生价值等特点。利用数据要素，人们可以形成新的洞见，具备超范围协同、超时空预判、精准调控、双向触达等新能力，打破传统生产要素有限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2015年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提出，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近年来，各地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方面进行制度探索，北京、上海、深圳、浙江、广东等地出台数字经济或数据条例，对数据的采集、共享、开放、交易等活动设定权利义务，明确了数据具有财产性权益，为数据开发利用提供了法制保障。
公共数据开放方面，我国不断加大开放共享力度，截至2021年10月，已有193个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其中省级平台20个，城市平台173个。截至2022年8月，北京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浏览量累计3.8亿次，公共数据开放总量约59.86亿条，其中无条件开放8496个数据集，约1.48亿条数据，累计数据下载总量突破30万次，有条件开放数据集3555个，约58.38亿条数据，整体水平居全国前列。
数据应用方面，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粤省事、随申办、浙里办、北京通等App或小程序，通过整合健康服务、市民办事、行政审批等各类业务数据，为百姓提供多样便捷的政务和城市服务，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腿”“让百姓少跑腿”。截至2022年9月，北京通App累计下载量5000万次，累计用户1300万人，月活用户320万人，对外提供5177项政务和公共服务，汇聚576类电子证照1.24亿张。
数据要素市场方面，全国有40家左右数据交易平台。2021年以来，北京、上海、深圳、河南、天津等地纷纷成立新型大数据交易所，基于隐私计算技术实现数据价值流动，创造了“可用不可见”的数据交易范式。北京开展数据资产评估试点，首批试点单位罗克佳华获得北京银行数据质押贷款1000万元，启迪公交成为通过数据资产入股成立的企业法人；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建成数据托管服务平台，为跨国企业提供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解决方案。
如果把数字经济比喻为蛋糕的话，数据就是面粉。提升数据供给规模、质量、流动效率，应当成为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一是以政务数据开放带动社会数据开放，为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注入源头活水。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数据开放和获取程度将成为区域营商环境竞争力的重要指数。要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推进高价值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探索创建“数据特区”，促进多方数据融合应用。加快推进数据交易平台和分布式数据流动基础设施建设，有序引导社会数据高效流动。
二是破冰数据资产化改革激发投资热情，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数据从要素向资产和资本的演进，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源。建议在数据登记、评估、入表、入股、入贷、入统、入税、质押、信托等方面研究相关制度，为数据要素市场释放改革红利。
三是以安全合规为底线深化数据应用，降本增效重塑千行百业。建立适应数字经济特征的新型监管模式，实施数据分类分级安全保护制度，加强对政务数据、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数据的保护。聚焦工业数据、感知数据等新型数据资源，支持构建农业、工业、交通、教育、城市管理等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场景，开启数字经济新航海时代。
各国前所未有重视信息安全
主持人：国际上对于信息安全保护有哪些可借鉴经验？
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信息安全领域宽泛，既包括网络空间得以安全稳定运行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安全，也包括在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中起基础性驱动作用的数据安全，还包括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的内容安全。美国“棱镜计划”被斯诺登披露之后，世界各国前所未有地重视信息安全，并在战略设计、技术创新和法规政策上取得一系列进展，其中有不少可借鉴经验。
信息安全成为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通过《第12065号总统行政令》《关于通信和自动化信息系统安全的国家政策》《转变中的国防：21世纪的国家安全》《网络空间安全国家战略》等举措，国家信息安全政策渐成体系。近10年来，其国家信息安全政策不断扩张，2011年《网络空间行动战略》将网络空间与陆海空天并列为行动领域，2021年增强国家网络安全的行政命令签署、2022年《网络安全战略规划2023—2025》发布，进一步将网络安全置于国家安全优先位置。由于特殊战略环境，俄罗斯对信息安全同样敏感，1995年在讨论《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纲要》时提出信息安全概念，1997年《国家安全构想》提出信息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中之重，2000年《国家信息安全学说》为构筑未来国家信息安全政策大厦奠定基础。2014年以来，俄罗斯在信息安全国家战略和法规政策上不断出台新举措，2021年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为维护国家安全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成为信息安全的重中之重。现代社会数字化程度日益加深，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以及能源、交通、水利、金融、电子政务等重要行业和领域信息系统一旦遭到破坏、丧失功能或数据泄露，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公共利益，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20世纪末美国出台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领域保护的政策，确立保护机构，明确职责分工，此后相继发布第14028号行政令《提升国家网络安全》和《改善关键基础设施控制系统网络安全的国家安全备忘录》《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事件报告法》；欧盟高度重视整体层面的网络攻击防御和复原能力，2021年通过《关于欧盟数字十年网络安全战略的决议》，重申为欧盟关键基础设施建立新的、强大的安全框架的重要性；新加坡《2021年网络安全战略》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过程；澳大利亚《2022年安全立法修正案（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法案》就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进行了新的探索；俄罗斯强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保护和防御，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部门自2025年1月1日起全面禁用外国软件，政府在最短时间内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产电子元件基地。
数据安全成为信息安全的基础性问题。数据承载着个人、市场主体与国家的大量信息，关系到公民人格权益、市场主体财产权益以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美国在数据与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立法较为碎片化，但联邦和州层面通过专门立法，已形成数据安全保护的制度体系。欧盟特别注重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通过《数据保护指令》《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严密数据安全法律体系。在数据跨境流动问题上，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在数据安全方面存在信任危机，2022年3月美欧达成《跨大西洋数据隐私框架》，10月美国签署《关于加强美国信号情报活动保障措施的行政命令》，12月欧盟委员会启动《欧盟—美国数据隐私框架充分性决定草案》推进进程。
内容安全成为信息安全的焦点议题。剑桥分析丑闻引发了美国对大型社交媒体平台的警惕，开始讨论《通信规范法》第230条对平台责任的豁免问题，2020年签署《防止在线审查行政令》。欧盟、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巴西等纷纷出台法律，对社交媒体进行规范，强化内容治理。
供应链安全成为信息安全的重要内容。由于现代产品和服务依赖于供应链，产品的组件和软件来源众多，设备可能在一个国家设计而在另一个国家制造，这意味着产品可能包含恶意软件、易受到网络攻击，而供应链本身的安全漏洞也会影响公司安全基线。美国一直以来重视供应链安全，不断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体系的战略设计，关注重点也逐步由灾难性风险转向大国政治博弈风险。2021年美国对半导体、新能源电池、关键矿物和医药用品四大关键领域的供应链弹性进行评估，此后通过《两党基础设施法》强调供应链安全。英国、欧盟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都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而投入大量立法、规制和政策资源。
信息安全是一项长期、复杂、系统的综合工程，我们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网络强国，以高水平信息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构筑竞争新优势。
以法治应对数据安全挑战
主持人：大数据背景下，信息保护面临怎样的挑战？我国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有哪些举措？
郭雳（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算法、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广泛应用于数据收集、加工和分析，大数据正深刻改变着国家治理能力、社会生活形态和经济运行方式，也对信息保护、数据安全提出新的挑战。
首先，随着不同场景中海量数据的收集与使用，数据侵害来源呈多样化趋势。例如，出入小区时人脸数据不规范采集、网购联系方式遭到营销短信轰炸等，个人数据安全问题遍布日常生活。在人脸识别相关案件中，人脸数据具有高度敏感性，不当收集程序及后续滥用、泄露风险，将对个人人身、财产安全产生重大的威胁，案件激起的个人数据信息安全话题，值得社会各方思考。
其次，数据处理者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面临数据安全问题。以金融数据为例，一些传统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缺乏与数据价值创造相匹配的重视并保护数据的意识与能力，引发了内部数据管理系统不健全、数据泄露或越界使用等问题。从2021年金融监管部门统计的涉数据违法处罚来看，金融机构因“未按规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泄露客户个人信息”等问题共收到罚单千余张，金额超10亿元。
再次，数据安全与数据商业化利用、公共价值创造之间如何平衡。数据安全固然重要，但也并非规范数据产业发展和企业数据处理行为的终极目的。数据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其易复制、可共享等特征为经济发展带来强劲动力。数据要素不仅是数字经济深化演进的核心特质，还具有保障社会安全、提升社会福祉、维护国家数据主权等多重功能定位。如何在保障数据安全基础上充分利用数据商业化价值、实现数据要素的公共价值，是新时代数据治理核心命题。
最后，大规模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给国家信息安全带来新的挑战。某大型网约车平台公司赴境外上市风波即是典型事例，2022年7月有关部门公布了对该公司的处罚。类似地，美国近年来也通过《澄清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案》扩大了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权，限制特定领域外国投资的数据跨境流动。一系列数据执法案例表明，数据安全已融入内涵丰富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主权、数据主权与国家安全，成为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和国家数据治理的底线。
在立法层面，近年来我国在个人信息与数据安全保护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及配套法规相继出台，丰富和细化了民法典这一基础性法律中的基本原则与相关制度，形成了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并重、国家数据安全与个人数据安全并重的现代化数据安全法律体系。在此基础上，行政监管部门鼓励和引导行业组织、高等院校、从业机构共同参与，推动多元主体在标准制定、文件论证、文化建设等方面与政府开展合作，形成了大量数据安全标准、科技伦理指引、数据治理倡议。这些软性约束与法律的刚性色彩相呼应，勾画出数据安全的“柔性边界”。
在执法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条将国家网信部门作为负责统筹协调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的机构，建立了网信办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执法的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监管体制机制，一系列“净网”“清朗”等专项行动取得显著成效。同时，该法赋予数据执法者包括询问、调查、查阅、复制、现场检查、查封和扣押等措施在内的执法工具箱。另外，随着数字政府建设不断深入，监管科技已成为高效发现和追踪数据违法行为的新法宝。
在司法层面，目前已形成私益与公益诉讼相结合的司法救济体系。违约之诉、侵权之诉是个人数据被侵害时的私益救济方式。不过，由于其举证难度、救济成本、救济效果等方面的局限，使传统私益诉讼容易陷入困境。因此在私益诉讼之外，个人信息保护法专门设置了公益诉讼条款，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范围之内。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提起2000余件公益诉讼案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个人提起诉讼的“行动难”问题，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一道构成数据安全司法救济途径。
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主持人：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充分释放数据潜能？
李爱君（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其自身价值和潜能日益凸显。为充分释放数据潜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数据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乘数作用不断凸显，成为最具时代特征的生产要素。数据价值挖掘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的新动力，同时也是新经济增长点和新动能。
大数据精准分析和科学决策有效促进了教育、医疗、电子商务、工业、农业效率和经济效益提升。例如，医疗行业通过多部门对个人健康信息、职业、行为等数据与医疗数据关联处理，提供个性化和精细化医疗服务；政府通过政务数据共享和开发应用，提高了决策科学性、服务便民性和治理效率，同时提升了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和动态预警水平，实现了人民生活安全和幸福指数增长。产业方面，大数据开发和应用可形成新产业链、新消费、新经济内循环和新服务模式，例如“互联网+政务服务”、智能交通、智慧医疗和智慧养老等，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国际竞争方面，我国具有数据规模优势，2017年至2021年，我国数据产量从2.3ZB（计算机术语，十万亿亿字节）增长至6.6ZB，全球占比9.9%，位居世界第二，大数据产业规模从4700亿元增长至1.3万亿元。如果充分利用数据规模优势，提升数据规模、质量和应用水平，未来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将具有巨大发展空间和竞争优势。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互联网等技术为人类提供便利的同时，对个人信息保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也带来挑战。现实生活中，个人信息数据泄露和滥用情况时有发生，数据要素处理和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问题若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造成社会对数据和信息安全的担忧，降低社会成员提供个人信息意愿，叠加组织机构之间数据共享与开放壁垒，进而阻碍数据价值挖掘和潜能释放。
提高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既是对数据发展优势的保障，也是国家竞争力的体现。数据安全与发展的平衡是释放数据潜能的关键，我国在维护数据安全方面已确立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分别以保障数据安全和保护个人信息合理利用为立法目标，在促进数据潜能释放方面的基础制度仍供给不足。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要以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为前提，促进数据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统筹推进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构建数据安全与发展平衡的基础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五个层面。一是确立数据财产权制度。数据是一种财产，应通过设立财产权的方式实现对数据财产的法律保护。数据财产权是指合法获得对数据控制的主体享有的财产权利，财产权利内容包括控制权、处理权、处分权和收益权，这些权利的行使受数据所记录信息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二是构建数据供给制度。构建以开放公共数据向市场供应数据生产要素的制度，公共数据开放应作为国家数据要素市场供给侧来源补给的主要手段，公共数据开放制度应围绕开放公平、部门职责、开放标准、开放范围、开放类型、开放方式、开放程序、安全保障和监督机制展开。
三是搭建数据流通制度。数据流通是释放数据潜能的重要方式，目前平台交易是多层次的：第一层次是有国家级资质的数据交易所，第二层次是由地方政府赋予资质的数据交易中心，第三层次是没有任何资质的数据交易平台。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数据流通制度，根据数据分级和分类，不同类别数据可在相应层次交易流通。
四是建立数据治理制度。数据治理是在保障数据安全前提下使数据资产化，数据资产化是数据治理目标。建立数据治理制度要从微观管理角度着手，实现数据安全与发展的平衡，包括治理组织架构（决策架构、管理架构、执行架构、监督架构）、权责边界明确的责任制度、安全保障、质量标准等。
五是构建数据源供给主体制度。建立数据源供给主体制度的目的，在于解决数据需求方获取数据成本高、数据供给方维权成本高和国家对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监管缺乏实效性等问题。建议通过对数据源主体准入资格和内部治理结构规制，赋予数据源供给主体相关权利与义务，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