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饮线上线下发力复苏 北京有餐厅增2倍人手专职打包******
春节临近，年味渐浓，北京餐饮商家们也迎来新一波消费高潮。美团外卖数据显示，最近一周内，平台上“年夜饭”的搜索量相比去年增长4倍，“年夜饭预订”搜索量增长2倍。消费者需求的增长也提振了餐企商家的信心。“挺期待的，2023年，我们对餐饮行业的复苏充满信心”。北京眉州东坡、和合谷、胡大饭馆、潮粥荟等多家品牌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全力备战春节 部分餐厅增2倍人手专职打包
近期，有不少北京网友留言表示，尽管堂食排队有点烦人，但自己反而觉得很美好。行业的复苏速度，超过了很多商家预期。不少餐饮商家开始线下线上全力备战春节，部分餐厅增加2倍人手，专职负责外卖打包，因为这将是“真正确定性的增长”。
“您好，您要预订大年三十的几人桌？”在眉州东坡(王府井店)，中午的客流量已经恢复到了日常的八成以上，服务员不时收到预订年夜饭的咨询电话。川菜老字号眉州东坡外卖负责人王铮介绍，年夜饭预订情况比较可观。品牌已经在线下开展了堂食预订，在外卖平台也推出了“吉兔纳福”、“吉兔添禄”、“吉兔增寿”、“吉兔送禧”等各类套餐和年菜，包括年味儿全家福、东坡烤鸭、香卤东坡肘子等经典餐品，满足北京市民多元化的就餐需求。相比去年，堂食、外卖套餐的选择均更加丰富。
消费者在眉州东坡(国贸店)就餐，摄影：周沫和合谷品牌外卖业务负责人孙越表示，疫情期间，堂食门店的生意迎来低谷，现在已经强劲反弹，据了解，其部分门店堂食已经恢复到80%。“按照这个复苏速度，在春节前后，就能达到这三年中最好的状态。”孙越说：“当然若要完全恢复到2019年前，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曙光已现。今年春节，我们已经在线上推出了两款新春合家欢套餐，春节后会同步上线‘开工大吉套餐’，预计会迎来一波新订单量的增长。”
另一家北京餐饮品牌“潮粥荟”则表示，不管是商场店或者单独的门店，在今年春节期间都坚持线下线上不打烊。“我们将全力以赴，在春节档赢得开门红。外卖用户下单年夜饭套餐，会重点考虑家里老人、小孩的口味，因此粤菜非常受欢迎。餐厅将增加2倍人手，专职负责外卖打包。”潮粥荟负责人王霞介绍，“我们的堂食和外卖都坚持一锅一煮，有专门的保温配送盒，能够保证口味，让市民足不出户也可以吃到热乎乎的粥”。
拐点已至 线上外卖和线下堂食迎来双增长
“通过近期的年夜饭预订等数据，我们发现线上订单较快增长的同时，线下消费也在加速恢复。今年春节预计是一个行业消费复苏的拐点。”胡大饭馆运营负责人张胜滔介绍。
以经营夜宵场景为主的胡大饭馆，决定抓住兔年春节这一拐点，尝试新的经营机会，在线下、线上都开拓了丰富的年夜饭套餐供市民选择。“为稳岗留工，我们鼓励员工就地过年，安排错峰休假，春节还为在京人员准备了开工红包，让大家更有获得感和幸福感。”
当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餐饮门店的堂食在快速复苏。而随着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外卖订单也保持着兴旺状态。餐企商家们正在摆脱不确定性，走向确定性。发力线上线下双主场，将特殊时期积累的经验和优势进一步放大，则是不少商家认为餐饮行业能够较快复苏的原因之一。
眉州东坡外卖负责人王铮介绍，2022年6月到12月，自品牌推动线下线上“双店长”以来，外卖业务同比提升30%以上。因此，公司的“双店长”制度于2023年1月份全面落地，包括门店岗位、政策福利等都会统一安排。眉州东坡“双店长”的新尝试，实际上也是后疫情时代餐饮行业“双主场”发展的一大趋势。“以前门店人员可能只会外卖打包，现在对各种外卖运营策略都非常熟悉。疫情期间不仅外卖占比不断提升，更为品牌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外卖人才，这也让我们有底气将外卖和堂食置于同等重要地位。春节期间，在外卖服务上，我们会配备充足人手，由专门的店长负责跟进用户服务体验，保证市民足不出户也能品尝到新鲜、好吃的年夜饭。”
外卖骑手从眉州东坡门店取餐，摄影：周沫作为一家北京知名餐饮品牌，和合谷的门店数从2019年的110多家上涨到目前的200余家，实现了逆势增长。这离不开和合谷三年以来深耕线上线下“双主场”。和合谷孙越介绍，一直以来，和合谷将打造高品质产品以及为顾客提供好的服务放在首位。以外卖为例，和合谷会对所有订单评价展开多维度的分析处理，做好与用户互动，并在餐品、餐具研发上不断发力。比如商家有几类定时定温的自研设备，能够减少人工误判，保证出餐品质的稳定性。打造“外卖实验室”，每季都会推出新餐品以满足消费者尝鲜需求。“做外卖帮助我们留住了老用户。随着门店生意的加速复苏，不少线上用户也成为了堂食常客。”
为了更好地帮助餐饮商家经营，美团外卖也基于季节特点以及消费趋势，上线“冬季吃点好的”等多场营销活动，助力商家增长。同时推出“外卖管家服务”，由具备专业数字化运营能力的外卖运营师为受疫情影响的餐饮商户提供一对一帮扶，服务涵盖经营诊断、店铺装修、餐品设计、活动策划、推广营销、运营优化等六项内容。
面对行业的“确定性增长”，众多餐饮商家铆足了劲，希望能够抓住春节这波复苏红利期，添柴加火，助燃“人间烟火”。业内人士表示，除了节日消费促进作用外，餐饮行业之所以能够获得较快复苏，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线上外卖与线下堂食相互促进，为今年餐饮复苏增添了新动力。
东西问·深问丨庞军：中国减碳路如何跨越“气候变化陷阱”？****** 中新社北京10月11日电 题：中国减碳路如何跨越“气候变化陷阱”？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庞军 作者 徐雪莹  气候变化是否为西方限制发展中国家的陷阱？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碳减排确实会以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为代价。近年来，美国更以“苛刻财政和经济负担”为由，曾退出《巴黎协定》。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双碳”进程何以同经济发展“双轨并行”？又如何以更短时间实现全球最大碳排放强度降幅？ “这些年，中国在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大力发展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庞军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经济结构变化会影响能源需求总量和能源结构，推行低碳理念同样能带来更多商机。中国通过双碳“1+N”政策体系、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建立健全碳定价等市场机制作用、大力发展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技术、加大碳捕获碳吸收技术开发利用等综合举措，有决心和意志如期完成“双碳”目标，贡献国际环保事业。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如何以更短时间实现全球最大碳排放强度降幅？其降碳举措和西方相比有何不同？ 庞军：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美国从2007年到目标2050年间隔43年，欧盟为71年，中国承诺实现的时间只有30年。 在碳减排上，中国如今面临的一些困难，是西方当年所没有的。西方提出减碳计划时，基本已走到工业化后期阶段，产业结构转型较为彻底，很多高污染、高耗能、高碳排放行业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中国由于人口、产业、技术等因素，加上国际产业分工的一些阻力，难以通过产业转移来减碳。同时，中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主导的化石能源为主，碳减排任务更艰巨。 虽然只有30年时间，但中国有决心和意志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具体行动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立足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大力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单位GDP碳排放量，同时大力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已跻身世界前列，水电、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居全球前列、新能源汽车市场迅速崛起，都利于减碳。  宁夏银川市贺兰县“渔光互补”发电项目。(无人机照片)袁宏彦 摄其次，在顶层设计上，中国提出双碳“1+N”政策体系，明确了具体的时间表、路线图。对能源、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不同行业，针对重点领域出台碳达峰实施方案，梯次有序开展碳达峰行动。 再次，同西方相比，中国采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办法。即在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加大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VOCs)、二氧化硫等传统污染物的协同减排力度。 最后，中国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碳市场，相比于西方国家碳市场的体量更庞大。未来可以利用全国统一碳市场，纳入不同行业，通过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交易、碳税、可再生能源配额、可再生能源交易制度、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制度等措施，形成针对高耗能行业的有效减碳手段。  线路工人在安徽省淮北袁庄境内进行晋北-南京工程±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施工作业。该工程是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12条重点输电通道之一。王文 摄中新社记者：乌克兰危机等国际局势下，全球能源价格飙升，欧洲国家持续面临“油气荒”。这会否延缓各国迈向“双碳”的步伐？对中国能源结构转型有何影响？ 庞军：从短期来看，欧盟大量依赖俄罗斯天然气资源，乌克兰危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欧盟的低碳转型战略。 欧洲难以获取俄罗斯天然气，又即将面临冬季采暖压力。此时能源安全显然更优先于低碳与能源转型。为解决冬季采暖等能源需求问题，德国、意大利等国可能会重启燃煤发电，或延缓燃煤电站关闭时间。这甚至可能影响到欧盟在2030年底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减少55%的目标。 从长期来看，各国最终还是会向低碳方向迈进。若乌克兰危机持续，欧洲可能会重新考虑其能源转型路径。一会设法降低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加大能源供应多样性。二会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力度，如加快开发太阳能、氢能等能源。 对于中国能源转型，乌克兰危机的直接影响没那么明显。中国能源结构以煤电为主，区别于俄罗斯供应的天然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俄罗斯反而有更多的清洁天然气可以供给中国，有利于中国增加清洁能源。但乌克兰危机对欧洲能源的影响也给中国能源转型带来启示，过度依赖国外能源资源，会令本国能源安全存在隐患。  2022年10月，天津LNG接收站二期项目有序进行中，确保5#、6#储罐供暖季前投用。中新社发 王军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能源结构偏煤，产业结构偏重，减污降碳仍存在诸多困难和挑战。“双碳”行动中会采取哪些措施保证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中国能源转型道路何以同经济发展相协调？ 庞军：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中国短时间内难以改变。要保证能源安全，必须充分认识到煤炭在中国能源中的主体地位，保证煤炭持续稳定供应。同时，把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作为重要抓手。一方面，对煤炭企业采取适当措施，在清洁能源利用技术上给予适当支持，促进其技术升级。另一方面，重视能源供应多元化，加大对清洁能源的开发。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亦然。“双碳”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能因为追求“双碳”目标，就对碳排放高的重要行业“一刀切”，而要挖掘、提升企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潜力。 当下，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能源转型同经济发展相协调，须降低化石能源使用比例，促进能源多元化，加大对氢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这些都有赖于技术支撑。因此，还需不断开发新能源、节能增效等技术，通过技术挖掘转型潜力，最终实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能得到持续供应。  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伍明镇境内的茨河(黑河)水系与设立的风力发电装备相映衬。王彪 摄同时，经济发展也是能源需求重要的驱动因素。能源需求通常会伴随经济发展不断增长，但经济结构变化也会影响能源需求总量和能源结构。发展高新技术、金融服务等高附加值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进程。 中新社记者：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产业分工、经济发展、碳排放水平等方面差异明显。中国各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何不同？全国碳市场的设计如何考虑省际碳公平问题？ 庞军：中国西部地区能源资源丰富，特别是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中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较突出，重工业、化工业占比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发达；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往往依靠外部供应能源。 中国各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要充分发挥其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才能在全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格局下，使各区域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形成区域间协同分工。 东部地区要进一步加强传统产业改造和技术创新，发展外向型经济，如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数字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中部地区重化工业比例相对更高，要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引导高消耗、高排放、低附加值产业向低消耗、低排放、高附加值产业升级，推进第三产业发展。西部地区未来可作为中国新能源产业重要基地，为其他地区提供优质的清洁能源。 其中有一点尤为重要，即防止污染产业的跨区域转移。不能说东部地区要发展，就将污染产业转移至西部；西部地区为提升GDP，就把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承接过来。 全国碳市场设计也应考虑到省际贸易问题。省际贸易中，能源产业较密集或重化工业所占比例较高的省份，往往会为外省承接一部分碳排放；经济发达且产业结构中以高附加值产业为主的省份，则会将部分碳排放转移到外省。 因此，为解决省际碳公平问题，首先要充分考虑碳排放的空间分布特性，科学界定各省碳减排责任。对于高耗能省份，全国碳市场的配额发放要有所倾斜。配额过于宽松，起不到约束作用；过紧又会给这些省份的产业带来很大影响。因此，碳配额应当适度，并给予调整空间，让各省份有时间逐步调整能源结构。 其次，从长远来看，真正的功夫应下到碳市场之外，即通过资金、技术、人才等支持，帮助高耗能省份尽快升级改造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例如，通过适度的碳配额拍卖筹措碳减排资金，用以支持传统省份进行节能改造与产业技术升级，缓解因省际分配效应而加剧的地区不公平。 中新社记者：作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世界减碳历程有否可参考的经验？中国这场“双碳”变革又能为国际环保事业带来什么？ 庞军：发达国家在减碳历程中，通过立法引领、财税刺激、科研指导等手段，促进企业减排降污，限制了高污染、高能耗行业的发展。同时，向民众推广低碳文化、低碳理念，在全社会形成崇尚低碳、清洁能源的良好风气。其为全球减碳做出的各项有效举措值得借鉴。 中国“双碳”变革必将为国际环保事业作出贡献。 一则，中国作为目前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实现“碳中和”的进程中，对全球减排的贡献毋庸置疑。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新能源发展，进行低碳变革，为世界环保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则，让世界看到中国践行“双碳”理念。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国的行动措施中获得经验借鉴。同时，形成示范效应与国际减碳风气，给部分消极国家带来压力，倒逼其推进减碳事业，最终促进全球减碳。  航拍塞罕坝千年秀林。(无人机照片)韩冰 摄最后，中国推行低碳还能带来更多商机。例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开发新能源汽车等，均涉及数字化改造。这意味着部分企业在新领域的商机，也有助于加速国家新能源技术创新，甚至带动全球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为经济与生态带来双重增益。(完) 受访者简介：  庞军，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能源与气候变化经济学。现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生态文明教育研究分会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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