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员工年会醉酒身亡 法院判令死者担责95%******

　　□　本报记者 　 章宁旦

　　□　本报通讯员 黄彩华

　　春节将至，又到了人们聚餐喝酒较多的时节，但欢乐的同时也要防止乐极生悲。近日，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通报一起因年底聚餐醉酒引发的猝死索赔案。法院认定醉酒猝死者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自行担责95%，聚餐组织者担责5%，其他同桌人已尽一般社交安全义务，无需担责。

　　酒后猝死：员工家属索赔逾百万元

　　20多岁的吴某是深圳某公司员工，被派驻公司关联企业东莞某公司。2021年2月2日18时许，吴某和几个同事一起，在东莞某公司食堂参加年会聚餐。同桌就餐人员有何某某等6人，其间吴某喝了酒。当天20时许，吴某由同桌两人搀扶，该公司负责人跟随其后，送往公司宿舍楼休息，给其两瓶矿泉水后离开。

　　吴某室友称，吴某当晚两次呕吐，他都帮忙清理了。次日上午，东莞某公司负责人带牛奶鸡蛋到宿舍探视，询问吴某是否喝多。吴某苏醒，但摆手表示不想吃东西。当天13时，室友回到宿舍，吴某听到动静后起床。室友询问吴某是否严重，吴某没有回答，看了看自己的被子、枕头、衣服说“怎么这样”，就进了洗手间。室友随即离开宿舍上班。18时许，室友下班发现吴某晕倒在宿舍洗手间，便呼喊同事救助，并拨打120。急救人员赶到，吴某已无心跳。室友随后报警。

　　2021年7月，吴某家属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状告深圳某公司、东莞某公司以及跟吴某同桌用餐的6人，认为对方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索赔共计111万多元。

　　法院判决：聚餐组织者承担5%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本案关键在于吴某的死亡应由谁承担责任。

　　关于吴某死因，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显示死因为心源性猝死，由于未进行尸检，也没有检测血液中的酒精浓度，现已无法通过医疗检验手段确定。根据聚餐当晚与吴某同桌的两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吴某聚餐时喝了酒，结合吴某在聚餐后需要同桌两人搀扶回宿舍，以及回到宿舍后两次呕吐的情况可以推定，吴某死亡前存在醉酒情况。加上吴某对室友的问话未正常回应，无法正常上班，饮酒第二天即死亡，由此可推定，吴某死亡与饮酒有关。

　　关于责任承担，吴某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饮酒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其对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东莞某公司是聚餐组织者，提供了白酒、红酒、啤酒，在吴某饮酒后两次呕吐、次日无法正常上班的情况下未及时将其送医治疗，应对吴某的死亡承担一定责任。深圳某公司未组织和参与聚餐，吴某作为深圳某公司员工参与聚餐，并不属于工作任务，人社部门亦认定吴某的死亡不属于工伤，故深圳某公司无需承担责任。吴某家属未能举证证明聚餐他人存在恶意劝酒行为，餐桌上正常共同饮酒不构成侵权，因而不能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故同桌者没有法定救助义务。聚餐结束后，同桌两人将吴某搀扶回宿舍，另一人跟随其后，并为吴某准备矿泉水，结合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存在其他异常情况，法院认定同桌者已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没有过错。吴某家属要求同桌者对吴某死亡应当有预见性以及承担相应义务，明显超出一般社交应尽注意义务的边界，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各方过错，法院酌定吴某自行承担95%责任，东莞某公司承担5%责任，其他被告无需担责。

　　吴某家属不服，提出上诉。近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不能无限扩大同桌责任

　　承办本案审判的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法官方淑敏称，同桌吃饭一起喝酒，是社会常见现象。聚餐中，喝酒者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要对自身喝酒可能产生的后果承担最大责任。如果喝酒者酒后发生意外，组织者和同桌者存在强迫性劝酒行为、明知喝酒者不能喝酒仍劝其喝酒、喝酒者失去自控能力但同桌者未安全护送、明知喝酒者酒后驾车未劝阻等情况，同桌者则需承担法律责任。但如果组织者和同桌者已尽了正常安全注意义务，则不能将其责任义务无限扩大理解，否则就会人人自危，影响正常社会交往。

解振华：中国坚持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定力******

　　中新网北京8月29日电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已经从未来的挑战变成眼前的危机。”第二届“共同行动 助力碳中和”高层论坛日前在京举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论坛上如是说。

　　论坛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与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为中外绿色低碳领域的政策制定者、专家学者和实践者搭建交流平台。

　　会上，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南非等国的嘉宾分享实践、交流经验，探索发展中国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解振华表示，在全球气候变化挑战面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坚持多边主义合作共赢是唯一的选择。他指出，要推动各方将当前发展与长期转型结合起来，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携手走上绿色、低碳、转型、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一直以来，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解振华介绍，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了48.4%，超额完成对外承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7.9亿吨。能源结构进一步优化，煤炭占一次能源的比重从72%下降到56%，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从7.4%提高到15.9%。

　　他提到，当前全球面临俄乌冲突，经济、金融、能源、粮食、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等多重挑战，一些国家气候政策出现一些回摆，但中国坚持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定力，按照既定的目标方向持续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无论其他国家气候政策是否出现反复，我们都会坚持落实《巴黎协定》，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政策和行动，与各方一道，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进程，通过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继续做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解振华说。

　　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周浩黎表示，印度尼西亚已经作出了减少碳排放的承诺，2016年印度尼西亚政府已批准《巴黎协定》。印度尼西亚还制定了“2020年-2024年中期发展计划”，其中提到关于加强环境建设，提高抵御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能力等问题。在疫情挑战下，印度尼西亚通过低碳发展找到了持续前进的动力，包括建设可再生能源、规范垃圾的管理和发展绿色工业区等等。

　　此外，周浩黎提到，作为二十国集团(G20)现任主席国，印度尼西亚将把能源转型问题作为G20三个优先事项之一。预计在今年的G20峰会，将所有的成员国聚集在一起，讨论碳排放减少，推进削减燃煤电厂的投资计划，进一步支持向绿色能源过渡和转型。

　　“目前，南部非洲地区经历着各种不同的极端天气事件。”南非驻华大使谢胜文表示，这些极端天气事件造成了广泛的破坏、基础设施被摧毁以及人员伤亡。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在适应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资金不足，同时疫情进一步消耗了有限的国家资源，而发达国家也未能履行资助义务。

　　谢胜文表示，南非致力于基于科学和公正原则应对气候变化，实现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南非政府在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提出，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控制在3.98亿-4.4亿吨。为实现脱碳，南非还制定一项电力部门投资计划，比如2019年的“南非资源计划”、绿色交通战略，以及近期实施的碳税。

　　“我们的战略不仅关注能源和交通部门，也包括工业和其他部门的减排，比如在农业、林业和土地利用等方面。”谢胜文表示，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采取集体行动实现碳中和，采取协调性的行动，才会最终获得胜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