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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政协委员的“双重身份”:关注“幸福感”捍卫“安全感”******

  中新网呼和浩特1月11日电 (记者 乌娅娜)内蒙古政协委员傅钰有着“双重身份”,他既是一名社会工作者,也是一名应急救援志愿者。

  作为包头市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理事长,傅钰如是介绍:“应该说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社会工作服务的内容。”

资料图。图为蓝天救援队工作瞬间。 傅钰 摄资料图。图为蓝天救援队工作瞬间。 傅钰 摄

  在傅钰看来,社会工作琐碎覆盖面广,却也意义重大:在社区开展老年群体身心健康、社会心理支持、老年营养改善、慢性病护理等工作;为学生进行免费的心理健康测评,开展中高考学生的心理减压等活动;重点针对一老一小一困一残,对有需求的个体和家庭提供的个案辅导;为特定群体提供团体的小组互助活动等。

  如果说社会工作是为了提升人们的幸福感,那应急救援则关乎生命和安全。

  傅钰同时也是内蒙古蓝天救援协会副会长。内蒙古蓝天救援协会目前已在内蒙古组建了14支蓝天救援志愿服务队,以及1支内蒙古科技大学蓝天救援大学生志愿服务队,共3000余名志愿者,从事各类型灾难和事故应急救援、疫情防控消杀、心理救援、医疗紧急救助、社区防灾减灾教育、安全教育等公益活动。仅2022年,内蒙古蓝天救援协会活动天数达345天。

  担任新委员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会议的傅钰,把“加强内蒙古基层应急力量建设”写进了自己的提案中,他说:“应坚持专业化与社会化相结合,推动乡镇街道、村居社区加快组建基层应急救援队伍,承担灾害事故先期处置和自救互救任务。”

资料图。图为蓝天救援队工作瞬间。 傅钰 摄资料图。图为蓝天救援队工作瞬间。 傅钰 摄

  傅钰建言,根据内蒙古灾害特点和需要,制定各盟市基层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方案,以街镇为单位尽快建立标准化的街镇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同时,结合微型应急救援站(点)建设,加强社区应急处置的专业设备、物资的微型应急仓库的建设。强化应急队伍加强专兼职人员和志愿者的应急基础能力的培养,重点处置人群密集情况下火灾疏散逃生、地震疏散逃生、拥挤踩踏事件等。

  在傅钰看来,他的这两个身份都与基层密不可分,“社会工作服务基层治理,而志愿服务却能温暖基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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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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