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分到“糖”吃，民进党派系内斗“刀刀见骨”******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吴薇 王琪】由蔡英文一手主导的“行政院”改组，在1月31日画上了句号，但民进党内部不同派系间的2024“卡位战”，或许才刚开始走向白热化。纵观新“内阁”的人事安排，最明显的就是“派系共治”和“派系平衡”，但即便几大派系能够“雨露均沾”，“政治分赃”依然是民进党内斗不变的主题。而不择手段的权力斗争，只会让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只为权力，不为发展”越来越失望。
四大派系“都有糖吃”
先来看一下这次台“行政院”改组，各派系分到的位子：英系的陈建仁出任“行政院长”，“行政院副院长”是新潮流系、但与英系交好的郑文灿，属于“正国会”派系的前基隆市长林右昌出任“内政部长”。部会副首长层级，也基本上延续了该路线，像“涌言会”的阮昭雄出任“侨委会副委员长”，新潮流系的前台北市议员梁文杰任陆委会副主委。用台媒的话说，“各派系都有糖吃”。
上文提到的就是目前民进党内的四大派系。1986年该党创立之际，由在野政治人物与地方人士结合而成，各有其不同的政治理念，随后逐渐演变成派系。其中新潮流系的前身为1983年成立的“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可以说，“先有新潮流，后有民进党”。英系在2016年蔡英文当选后成立，以“小英之友会”为主体，代表人物包括陈建仁、高雄市长陈其迈等。“正国会”成立于十几年前，以“立法院长”游锡堃为代表，主要政客包括刚出任“内政部长”的林右昌等。“涌言会”于2016年由亲绿的三立电视董事长林昆海主导组成，俗称“海派”，以“立委”王定宇为代表。民进党还有一些小的派系，比如以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为首的苏系，代表人物是他的女儿、“立委”苏巧慧等。
各派系内部还有小的派系。前“立委”邱毅2月1日告诉《环球时报》，新潮流系内分为“南流”和“北流”，前者就是以赖清德为代表，“北流”是以郑文灿为代表，与蔡英文关系更为密切，而蔡英文也通过拉拢郑文灿制衡赖清德，分化南北流。此外，还有一些已消失的派系，像美丽岛系成立于1984年，以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许信良等人为代表，1996年后逐渐没落。
2006年7月，民进党全代会通过解散派系的提案，要求立即禁止以派系名义设立办公室、招募会员、收受会费、对外募款等，党职人员和公职人员任职期间应声明退出派系。台北驻日代表谢长廷成立的“福利国连线”就是在此时解散的。这份提案被视为冲着新潮流系而来，但该派系随即转到台面下，成立“台湾新社会智库”，继续培养接班梯队。
新潮流系不像英系等围绕特定核心人物，也不像其他派系只需缴纳一次会费，而是每个月依据职务缴纳固定费用，从助理幕僚的几百元新台币到“立委”、市长一个月上万元，这些钱成为其维系人员培养、选战布局的经费，也是其成为民进党实力最强派系的“秘诀”。“甚至比对敌人更狠”
民进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实行“派系共治”，各路人马不时结盟，分食“政治蛋糕”。像英系在2016年选举前势力较弱，因此选择与当时党内第二大派系“正国会”结盟。闽南师范大学两岸一家研究院名誉院长王建民2月1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称，民进党内派系斗争是长期存在的一种政治文化，对权力分配至关重要，所以尽管陈水扁当年还废除派系，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派系存在发展的现实。他直言，“谈论派系，其实也是在谈论民进党内部的政治权力分配和斗争”。以2020年“立法院”为例，在民进党61席“立委”中，只有6人没有派系背景，新潮流系人马最多，有18人；其次是英系的14人；第三大派系“正国会”有9人。
“有必要这么急吗？”“4年前被你做掉，这次就是要把你做掉，不然要怎样！”2018年12月13日下午，大门深锁的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党团办公室尽管不让媒体靠近，但办公室内的呛声、激烈的争吵声，仍然从门内传了出来。当天，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党团甲级动员，讨论正副议长选举人选推举事宜，结果大家吵成一团，气氛火爆。最后，以时任副议长郭信良为首的非主流派7名议员愤怒地拂袖而去，走出会场时还不断痛骂“蛮干，太鸭霸了”。事后，郭信良与国民党、无党议员联盟结盟，经过两轮投票惊险当选议长。
为了分到“糖”吃，民进党各种党内选举往往杀到“刀刀见骨”，比这刺激的情况有很多，岛内媒体经常提起的就是2019年民进党党内初选，英系人马为了让蔡英文出线，操控网军大举攻击新潮流系的赖清德，逼得赖清德在记者会上不断“求饶”。
还有一些内斗是在台面下进行的。2021年3月，“涌言会”的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被爆多次出入同党美女发言人颜若芳的住处，疑有婚外情，两人都声称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一时间，王定宇成了众矢之的。事后有媒体爆出，背后恐涉及民进党内派系斗争。前“立委”李俊毅称，有可能是新潮流系要保现任台南市长黄伟哲，而出手修理王定宇，这件事之后，王定宇要选台南市长大概就没机会了。一名匿名媒体人也在脸书粉专质疑王定宇的料是谁爆的。他说，一般这种婚外情被爆料绝大多数出自原配，但感觉王太太并不知情。联想到绯闻男女主角都是民进党的人，“除非自己人，否则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即使是媒体记者，若不是非常信任的自己人，也不会知道”，所以“爆料者只剩下一个可能，就是民进党自己人”。
王建民对《环球时报》记者回忆起苏贞昌和谢长廷当初争夺党内候选人的情景。他说，两人斗争非常激烈，相互辱骂，除了政治攻击外，用的一些污蔑性语言“前所未见”，甚至比对敌人更狠。再比如，赖清德曾被蔡英文网军“修理”，他这次出头后第一时间就清除了蔡的智囊洪耀福，“这才是赖清德复仇的开始”。不过邱毅提到，蔡英文掌握行政机器，控制情报单位，英系可以收集证据放给媒体曝光，并用财税调查吓阻企业金主金援赖清德。
本质就是“分赃”
“派系共治”被民进党视为赖以稳定的“基石”，陈水扁曾在接受采访时称，他担任党主席时就有解散派系的声音出现，也通过了提案，但“派系解散不了”。
不过，一些派系被认为“前景不妙”。一是苏系，以前苏贞昌还能靠“行政院长”的权位维持苏系，现在将面对后继无人的处境。二是英系，该派别高度依赖蔡英文个人，也最大程度地分享蔡英文带来的“政治红利”。一旦蔡英文2024年卸任，本就组织松散的英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原来的不少成员为了各自的政治前途将纷纷改投新主，重新寻找政治靠山。所以蔡英文才会拉拢陈建仁入党，壮大英系力量，避免提前跛脚。
不择手段的权力斗争，只会让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只为权力，不为发展”感到失望。王建民说，如果矛盾不能调解缓和，中间的浅绿选民肯定感到失望，抛弃民进党。联合新闻网1月30日称，“派系共治”向来是比较斯文的说法，其本质与“分赃”差别不大，蔡当局美其名曰要组成“战斗内阁”来迎战2024年选举，但从“阁员”名单看，“充其量不过是透过资源分配来安抚党内各山头，潜台词是谁也别想造反”。《中国时报》称，从去年“九合一”选举以来，民进党选情处于危急状态，派系抢资源肯定抢破头，稍有闪失就会打破派系平衡，蔡英文寻求表面平衡的布局，恐引发更糟的失衡，进而冲击2024年选情。
不过，民进党向来把冲突表面化。岛内政治学者赖岳谦2月1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称，新潮流系虽然在民进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由于民进党的玩法，他们基本上不会赢者全拿，“是拿大块的，他们走分赃政治”，这也就是为什么民进党内部权力斗争很激烈，但大家都会留一条后路。蔡英文也曾在胜选后声称，“民进党可以竞争，但竞争结束了就是团结”。对于2024年选举，国民党仍要保持高度警惕。
《回来的女儿》：国产悬疑网剧叙事缺陷的一个缩影******
作者：郑焕钊
作为“迷雾剧场”的新一季剧集，《回来的女儿》的开播引发了观众的关注与热议，因其剧情的“烧脑”与演员表演的在线而备受吹捧，甚至高赞“迷雾剧场回归”。但剧集过半，后续剧情的松垮与叙事的合理性遭遇观众质疑，导致口碑不断下滑，收官时豆瓣评分降至及格线。可以说，《回来的女儿》难逃“迷雾剧场”原创悬疑网剧口碑前高后低、观众期待落空的命运，而其叙事缺陷也成为国产悬疑网剧深层次问题的一个缩影。
如果从2017年《无证之罪》算起，以“迷雾剧场”为代表的国产悬疑网剧已成为一个颇具细分类型的网剧类型。得益于欧美日悬疑影视作品的类型模式的发展，以及紫金陈小说原作的文学基础，还有一批具有欧美影视专业背景的导演的加入，国产悬疑网剧掀起了创作的热潮：在《无证之罪》《白日追凶》引发观众期待之后，2020年《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的火爆与高口碑更奠定了“迷雾剧场”的行业剧地位，催生悬疑剧投资制作的热潮。然而此后，《再见那一天》《八角亭迷雾》《谁是凶手》《致命愿望》《淘金》等剧集，尽管聚集了不容小觑的演员阵容、制作团队，但悬疑叙事本身存在的缺陷，导致“迷雾剧场”原创剧本的探索之路并不顺利，呈现出原创国产悬疑网剧整体性的行业困境。
从总体上看，包括“迷雾剧场”在内的国产悬疑网剧走的是一条“悬疑+现实”相结合的“社会派”推理的叙事模式。这种选择，既与本土影视剧现实题材的政策倡导有关，也是网剧制作者试图打破类型界限，以现实话题性进行受众破圈的传播策略。而在更深层次上，凸显家庭人性与社会议题的题材性，也是本土影视剧一贯的文化惯例。因而在“犯罪”“悬疑”的标签之下，“迷雾剧场”的大多数剧目凸显原生家庭、社会权力等所带来的人性罪恶。比如《隐秘的角落》《八角亭迷雾》《非常目击》《十日游戏》等都涉及中国人特别关切的家庭关系问题。与注重侦探解谜过程的硬推理不同，社会派推理悬疑剧更注重社会性因素与人性问题的深度融合，其解谜过程在于一步一步展现深层次的人性罪恶，更注重在特定时代语境下全员作恶的深层社会问题。比如《沉默的真相》所揭示的社会与权力体系。这就意味着，这种社会性的问题意识与叙事性的悬疑谜题之间是一种紧密的结合：需要在“抛谜-解谜-揭谜”的叙事过程中，构建扎实的细节、情节与人物行为的合理性与逻辑性，使类型叙事与社会问题获得深层次的融合。以此衡量，《回来的女儿》就颇具代表性地暴露出本土悬疑网剧所共同面临的叙事缺陷。
《回来的女儿》仍旧是一部以家庭悬疑为主题的社会派推理网剧。剧集以1997年的中国西南部因三线建设而发展起来的潭岭县为背景，讲述介山福利院收养的少女陈佑希，因在县化肥厂办主任李承东家做居家保姆的好友小秀在发现李家秘密后离奇失踪，为寻找小秀失踪之谜，逃离福利院来到潭岭，并假装李家失踪多年的女儿李文文潜入李家寻找线索。剧集以陈佑希作为“闯入者”的视角，在小秀的“准男友”程威的帮助下，通过与其“妈妈”廖穗芳、“爸爸”李承东、廖穗芳的情人王重江等人的多重角力与周旋中，逐渐发现李家诸人的秘密与罪恶。作为一部家庭悬疑剧，《回来的女儿》着重聚焦于由命案所牵涉出来的家庭成员之间复杂的情欲人性之间的博弈，人物如何在各种人性动机与行动中所构成的“猎者”与“猎物”、强者与弱者之间关系的不断反转：作为“闯入者”的陈佑希看似掌握主动，实际上其身份底细与行动皆在廖穗芳的掌握之中；而在婚姻关系中弱势的丈夫李承东为留住廖穗芳表现得十分卑微顺从，实际上恰恰是心机最深的作恶者；而精神弱智的李文卓看似善良无力，是否是真正的杀人凶手……剧集由此带来关于究竟是谁杀死小秀、李文文死亡之谜以及李文卓究竟是真傻还是假傻等疑问。梅婷饰演的廖穗芳看似柔弱背后的冷静与情欲、王砚辉饰演的李承东表面老实、卑微而实则阴险的复杂性格，使这种人物之间的反转关系与命案背后的人性隐晦层面得以较好的呈现。
然而，与“迷雾剧场”其他的社会派推理悬疑剧类似，《回来的女儿》存在三个明显的叙事缺陷，使演员精湛的表演与人物关系反差所建构的叙事张力仍无法拯救其口碑命运：
首先，作为社会派推理的悬疑剧，其现实问题意识没有深入到叙事的内在肌理，停留在表层的时代氛围与浅层的心理意识层面，未能成为深层次人物行为动机的一部分，而正因此表现出一种典型的“时代装饰感”弊病。尽管导演吕行自己强调创作的类型化与问题意识，并且发文强调其叙事中着力要表现1990年代末中国社会存在的集资潮、三线建设与下岗潮、收容遣送制度、气功热等背景对于其时人物心态命运的关系，但从剧集叙事来看，这些并未能真正形成其叙事深层次的逻辑，也未能成为线索的构成部分。剧中最重要的背景可以说是化肥厂的衰落与工人下岗，这构成李承东心理失落的时代背景，以及脆弱的“自豪感”（作为厂长红人用以在廖穗芳面前炫耀），但真正构成他与廖穗芳之间的问题还是在于他的欲望与廖穗芳对他没有爱情之间。同样，与他构成情敌的王重江背后所牵涉的财富发家的社会语境，以及其复杂关系（如何从化肥厂出来，经历了什么，为何人们趋附集资，又如何出事）如何对三人之间的关系构成影像，在剧中语焉不详，没有给予交代与呈现，更没有进入叙事的脉络之中。王重江情节线及其背后的社会性问题意识的弱化，最终难以支撑起导演的意图与叙事背景所可能带来的叙事意义，而最终沦为一种简单的背景装饰。
其次，作为类型化叙事，无论是社会派推理还是本格推理，都需要遵循“谜题的抛出——证据的显现——谜底的揭示”贯穿一体的基本逻辑，使剧情的进展与观众的参与形成一种相互追逐的智性角力，但《回来的女儿》存在着明显的“谜题丢失”的问题，导致叙事进展与观众参与之间的割裂。在剧情的前半段，《回来的女儿》抛出了至少4个谜题：（1）猴面具男的身份之谜；（2）小秀离开或死亡之谜（是否离开？小秀的真实人格是什么？小秀是谁杀的？小秀怎么死的？小秀的尸体如何处理？）（3）李文卓是否真的烧坏脑子以及是否杀人之谜；（4）李文文的失踪与死亡之谜等等。这些问题都导向一种“全员作恶”的指向，也使一个时代语境背后的人性之普遍罪恶的批判性成为观众期待的主题的可能建构。然而，剧集抛出了问题之后，情节不断翻转，问题焦点不断变化，而对于最初抛出的谜题，竟以一种毫不费力、与叙事剥离的方式来揭示谜底：比如猴面具男只不过是一个流闯犯，并巧合地揭示了李文文死于洗衣机的谜。而为何猴面具男每次出现的时候李文卓也在场？又比如，小秀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她的死与其真实的人格之间是否具有关系？……这些疑问在剧中都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剧集尽管给出很多零碎的线索，但王重江的正面性格与轻巧死亡，导致大量冗余细节与情节的无效。而最终以李承东一人作为作恶与承罪主体，也与观众对于全员作恶的猜想背道而驰，极大地削弱了叙事的智性与主题的深度。
第三，从悬疑叙事的层面上，叙事合理性是悬疑剧成功与否的最关键因素，细节、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合理性构成悬疑叙事合理性三个关键要素，但《回来的女儿》在这三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合理性缺陷。比如廖穗芳到程威奶奶家找陈佑希的东西，一眼瞥向墙上程威父母的照片这一细节，就与叙事没有必然的关系；作为精神病院的病人，萌萌是如何获得精神病院的钥匙自如出入也令人质疑；而在一部依靠扎实的现实细节支撑的悬疑剧中，以“飞走的蝴蝶”三次出现来作为李文卓与李文文关系的确认细节也显得突兀。在情节合理性上，备受诟病的是为何王重江家可以任人自由出入，以至于程威可以两次潜入偷换化验血液以及偷走录像带；而廖穗芳在看到DNA报告上明显作假的报告时为何如此平静？更进一步，从性格上，如此精明细心的廖穗芳在最后一集去往公安局之前毫无防备地喝下李承东的毒汤？而陈佑希既能洞察李承东撒谎承认杀死小秀却在李文卓说自己掐了小秀后如此失控？等等，都使观众困惑不解，这种细节、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前后割裂，正是对叙事合理性的严重损害。
《回来的女儿》的上述问题，正是“迷雾剧场”原创悬疑网剧所存在的共性问题。在没有紫金陈原著小说改编的情况下，原创性的社会派推理悬疑叙事剧本的创作，及其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意识的叙事融入、类型化谜题叙事的建构与逻辑合理性的扎实构建，都是考验本土悬疑网剧创作的关键性问题。而如何摆脱“时代装饰感”而让人性罪恶问题获得深度的社会性表征、如何避免“谜题丢失”而让悬疑叙事得以形成观众参与的叙事张力，以及如何透过逻辑贯通的多层次合理性让悬疑叙事获得坚实的细节支撑，从根本上决定本土原创悬疑网剧能走多远。
（作者郑焕钊系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