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 经济发展、文化强省引关注******
中新网杭州1月12日电 (王逸飞 钱晨菲)12日，浙江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杭州开幕。此次会议中，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成为该省人大代表与列席人员关注的热点话题。
作为经济大省，浙江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浙江省省长王浩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介绍了今后五年该省发展的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提出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浙江省人大代表、浙江卫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卫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浙江是制造业强省，高质量发展最核心的还是实体经济。浙江沿海经济发达，建议聚焦清洁能源保供大力发展光电、风电、核电等，我相信能源结构调整以后，也会对浙江的实体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今天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到要实施营商环境‘一号改革工程’，这无疑是给企业家们增强了信心，我很期待这一项工程的落地。”
浙江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 张斌 摄列席会议的墨西哥中华青年联合会会长周兆曼，三年前曾从海外回到浙江参加该省两会。他说，在疫情防控期间大家守望相助，共同坚持，作为华侨由衷为家乡取得的发展成绩骄傲。而在疫情防控新阶段、在新的一年，自己也有了更多信心。
“今年，我计划在墨西哥，新开10—15家大卖场，把更多浙江好的产品推向墨西哥市场，为促进中墨经济交流和家乡的经济复苏尽微薄之力。”周兆曼说。
浙江省人大代表，浙江省文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林亮则更为关注浙江的文化强省建设。他表示，“浙江有非常好的文化资源，比如万年上山、五千年良渚、千年宋韵、百年红船等，最近德寿宫的一票难求也正说明了在共同富裕的推进过程当中，老百姓有着很强烈的精神文化需求。特别是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以后，服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标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和文化强省的目标，浙江文化事业、文化产业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我很高兴看到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切入点，进一步彰显文化浙江魅力，实施文化和旅游投资‘双百’项目计划，未来五年将完成投资1万亿元以上，保障重大文化和旅游项目土地和资金需求。”
据悉，浙江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共有14项建议议程，包括听取和审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及“一府两院”工作报告，选举浙江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和委员，选举浙江省政府省长、副省长等。
此外，浙江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还将审议《浙江省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条例(草案)》，上述草案经浙江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经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先后三次审议。为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主体作用，凝聚浙江全省上下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广泛共识，浙江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了将上述草案提请浙江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完)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大众彩票地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