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转换与春运叠加是否会加大疫情风险？卫健委回应******

　　今天(1月8日)开始，我国新冠病毒感染正式实施“乙类乙管”。目前全国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总体态势如何？政策转换与春运叠加是否会加大疫情风险？我国的医疗资源准备兜不兜得住老百姓的就医需求？就公众关心的问题，总台央视记者独家专访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

　　总台央视记者史迎春：实施“乙类乙管”以后，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了，这样老百姓对于整个疫情情况的了解只是来源于身边的感受。从全国来看，现在我们疫情形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2022年12月中旬，全国发热门诊的就诊量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的阶段。到12月下旬和2023年元旦的时候，急诊量进入了一个高峰期，急诊高峰意味着重症救治的高峰也同步到来。从现在全国的情况来看，全国主要的城市，也就是直辖市、省会城市，包括一些计划单列市，这些中心城市正在渡过或者已经渡过感染的高峰。现在从这些大城市的情况来看，急诊和重症的高峰，尤其是急诊也出现了回落的迹象，重症救治是处在一个高位平台期。在春运之前，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实际上也已经迎来了感染的一个高峰。根据这个趋势来看，在春运期间有可能会迎来这些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急诊和重症的一个发病高峰。

　　总台央视记者 史迎春：“乙类乙管 ”提出把新冠肺炎更名为新冠病毒感染，但从老百姓实际的感受看，肺炎的人数并不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在之前每一版的诊疗方案里，轻型是有发热、咳嗽、咽痛这样一些症状，但是轻型是没有肺炎表现的。普通型就是出现了肺炎了，从2022年我们国家的奥密克戎临床病例的分型情况来看，出现肺炎，也就是普通型的占比还是相当低的，不到10%，大概是8%左右。现在因为感染的基数大了，出现肺炎的绝对数值一定是大的，因为我们国家人口基数大，再低的比例，变成绝对值，都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总台央视记者史迎春：在春运的背景下，我们1月8日开始实施“乙类乙管”，您觉得这个高峰会不会超过前面的高峰？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因为我们国家人口主要还在这些大城市，人口数量大、密度也大。这些直辖市、省会城市和主要中心城市已经渡过了感染的高峰。现在有一些中小城市，包括农村，应该说感染率也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所以我认为在春运期间、春节前后不一定是一个感染的高峰，但是有可能会出现急诊和重症的高峰。

　　焦雅辉介绍，从去年12月到今年年初以来，全国三级医院，包括地市级医院、县医院急诊和重症监护室的床位使用率快速增长。记者在梳理官方公布的数据时发现，截至去年12月25日，全国二级以上医院重症床位使用率约为54%，而目前，全国二级以上医院重症床位的使用率达到了约为80%。城市和农村同时出现感染率增长的局面，我国的新冠病毒感染医疗救治任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焦雅辉介绍，早在去年上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已经印发了应对奥密克戎大规模感染要做好准备的工作方案。去年11月下旬，国家卫生健康委再次印发了要求各地加强医疗资源准备工作的方案。方案指出，各地要抓住窗口期，加快推进各项准备，二级以上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热门诊和发热诊室，要应设尽设、应开尽开，所有的医疗机构都要接诊发热患者，配备常用退烧药、中药，要求把方舱医院升级改造成亚定点医院，对各级医院的重症床位的比例、人员培训都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

　　实施“乙类乙管”后，我国疫情防控工作重心从预防转向救治，围绕“保健康、防重症”的目标，刻不容缓做好医疗资源准备。

　　1月7日，一年一度的春运拉开帷幕。1月8日，我国正式实施新冠“乙类乙管”。对于即将迎来的大规模人员流动，焦雅辉表示，在春节期间，更大的考验在于农村的重症救治压力。农村地区急救体系相对薄弱、救治资源包括人员药物等相对缺乏，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农村的重症病人能不能及时转上来。

　　总台央视记者史迎春：上一次您在接受采访时说“药能下去，人能上来”，这个“人上来”是怎么安排的，有没有一些准备？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中组部、民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健委几个部门也牵头专门制定了一个农村的疫情防控方案，并且提出要按照脱贫攻坚的五级书记抓脱贫这样一个模式，由五级书记来抓农村的疫情防控。特别是要求基层的党组织、村里的两委，包括县乡的党政组织，要组织车辆、组织运力，在出现农村重症患者的时候，快速协助把这些重症患者转运。首先最起码要转到县医院，如果超出县医院救治能力，如果患者还能够转运，那就转到城市的三级医院。我们要求市县之间建立这种转诊的绿色通道，如果转不了，那就三级医院的专家团队带着设备下来驻点到县医院，来帮助开展重症患者的医疗救治。

　　总台央视记者 史迎春：从整个疫情防控来看，您觉得这三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我们从体系上、能力上、人员队伍上、应对的心态，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从临床上看到的病情来讲，虽然大家感觉现在肺炎比较多，但是从临床上反馈过来的信息看，同样是肺炎，现在的肺炎和三年前的肺炎，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现在的肺炎绝大多数经过及时治疗和干预，是可以拉回来的，也就是说可以治好的。而且波及的人群也不一样，三年前在武汉波及的人群主要是青壮年比较多，现在波及的人群更多的是脆弱人群，就是高龄的、有基础疾病的，最重要的是没有接种疫苗的这些人员，受波及影响的范围更大。所以我觉得变化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曙光就在前头”，我觉得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

　　(总台央视记者 史迎春)

中国旱作农业源自何处？专家称至少包括黄河西辽河两个起源中心******

　　资料图：刘国祥研究员在第六届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上做报告。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中新网北京12月27日电 (记者孙自法)农业起源和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一道并称为考古学研究的三大课题，其中，农业包括旱作农业和稻作农业，中国旱作农业如何起源、从哪里起源等问题，长期以来在学界有一定争议，也备受关注。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研究员看来，中国旱作农业可能不只有一个起源地，至少应包括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两个起源中心。

资料图：内蒙古敖汉旗一处小米种植基地。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赤峰市及敖汉旗政府等共同主办的第九届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12月27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行。刘国祥以《敖汉旱作农业与西辽河流域史前文明》为题作学术报告指出，传统观点认为，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旱作农业的发源地，但西辽河流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炭化粟、黍遗存等发现，引发出关于中国旱作农业起源问题的新思考。

　　刘国祥说，目前许多学者认为，西辽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具有脆弱性、多变性和不稳定性，会使人类具有食物短缺的压力，当地的草原生态系统虽较为干旱，但河流仍能提供充足的水源，加之粟、黍的生命力顽强，完全具备农业发展的条件，非常有可能催生原始农业的产生。因此，中国旱作农业可能不只有一个起源地，至少应包括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两个起源中心。

　　从考古学文化视角，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发展历经小河西文化时期(距今约9000-8500年)的萌芽阶段、兴隆洼文化时期(距今约8200-7200年)的形成阶段、赵宝沟文化时期(距今约6700-6400年)的发展阶段、红山文化时期(距今约6500-5000年)的成熟阶段、小河沿文化时期(距今约5000-4000年)的过渡阶段、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距今约4000-3400年)为鼎盛阶段。

资料图：内蒙古敖汉旗展示当地小米磨制过程。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他建议，今后应继续加强田野考古工作，围绕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以河流为中心，系统获取土样，通过炭化籽粒建立当地旱作农业系统谱系，加强旱作农业系统的保护与延续。

　　刘国祥表示，兴隆洼文化兴隆沟遗址浮选出土的炭化粟和黍，经中外三家不同的碳十四实验室年代测定，证实兴隆沟出土粟的年代距今约7650年，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小米实物遗存之一，也是唯一经过精确年代测定的最早的小米遗存，表明当地是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起源地。英国剑桥大学马丁·琼斯教授到敖汉旗兴隆沟遗址进行考察，也得出欧洲小米是由中国西辽河流域最早栽培并由东向西传入的研究结论。“考虑到兴隆沟遗址所处位置，其很有可能是小米向欧洲传播的起始点”。

　　即将到来的2023年已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小米年”。刘国祥认为，“国际小米年”将提供机会引导政策关注，从而为敖汉小米等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新起点。同时，“国际小米年”也将推动对旱作农业考古文化更深入的研究、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