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商务委：2023年年夜饭堂食预订、预制菜外卖两旺******

　　中新网1月15日电 据“上海商务”公众号15日消息，随着疫情影响逐渐消退，2023年春节年夜饭市场逐步进入复苏阶段，呈现出堂食预订和预制菜外卖两旺的景象。

　　堂食预订迅速回升

　　2023年春节年夜饭堂食于去年11月份启动，并出现包房一桌难订、仅大堂少有余量可订的情况。但受12月份疫情感染社会面传播影响，年夜饭堂食退订一度高达50%。随着近期疫情影响的逐渐消退，年夜饭堂食退订的复订率快速提升，年夜饭堂食预订已达80%以上。

　　预制菜外卖深受青睐

　　由于疫情的缘故，近几年预制菜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知晓和接纳。随着预制菜发展的日趋成熟，预制菜已成为市民年夜饭关注的热点。特别是由老字号餐饮品牌推出的年夜饭预制菜，深受市民欢迎，销售火爆。经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初步统计，今年年夜饭预制菜供应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近20%。

　　上海市商务委称，针对今年春节时间早、受疫情影响市民年夜饭预订启动较晚以及食材、用工成本有所增加的实际，市商务委指导企业早筹划、早启动、早准备，全力以赴做好春节年夜饭餐饮市场保障工作，努力满足市民个性化、多元化、品质化餐饮消费需求。

　　具体来看，老字号餐饮品牌以及餐饮连锁品牌，积极在人员、食材、营销等方面推出各项举措，满足市民年夜饭堂食的需求。企业通过发放慰问金、开展聚餐茶谊等稳岗留工措施，鼓励员工春节期间多出勤、出满勤，激励广大员工在沪做好餐饮服务的工作热情。为扩大年夜饭市场销售，企业同时推出年夜饭半成品外卖套餐，提前采购优质食材、精心研制菜品，并推出不同折扣优惠，让市民吃得满意、吃得放心。互联网平台积极响应，推出“春节不打烊，热‘爱’送到家”、“居家嗨购，云上过年”等线上外卖活动。

　　同时，餐饮企业推出的年夜饭预制菜仍与去年价格基本持平，保持价格稳定。堂食年夜饭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略有小幅增长。餐饮企业持续细化市场定位，引入新品，丰富特色美食。各大品牌餐饮企业积极开拓销售渠道，进一步缩短与消费者的距离。今年，除线上商城、小程序、网上平台销售外，品牌餐饮企业积极与线下社区渠道拓展合作。(中新财经)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