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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票价格跳水 错峰游时机来了******

  随着出境航线的陆续加密,部分目的地的机票价格也日渐走低。2月1日,据携程发布数据,全国各地飞香港、澳门的机票相比春节期间有大幅回落,上海往返港澳只需千元左右。此外,直飞泰国机票价格也明显跳水。目前,多家航司都在不断新开、恢复国际航线,中国内地游客的出境意愿也在逐步增强,错峰游时机正当时。

  千元机票直飞港澳

  春节出游高峰过后,多地机票价格出现走低的趋势,甚至不少班次价格已经向疫情前靠拢。

  据携程数据,全国各地飞香港、澳门的机票相比春节期间有大幅回落,上海往返香港、澳门只需1000元左右,北京往返香港1500多元,飞澳门买一送一,人均超1200元。

  北京商报记者查询携程App发现,以北京-中国香港航线为例,2月直飞航线最低价为1050元,3月最低价为1035元,与部分境内航线机票价格趋于一致。

  此外,部分中国内地飞往东南亚国家的机票价格也出现大幅跳水。携程数据显示,2月上海直飞往返普吉岛出现1600元低价,南京直飞往返普吉岛在2000元左右,较春节期间7000元+的价格大幅跳水。

  据去哪儿数据,1月下旬至2月初,成都-曼谷、成都-普吉、厦门-胡志明市等多条东南亚航线恢复,旅客量则较春节期间明显减少,机票价格将随之下降。

  有春节期间前往泰国度假的游客表示,即便选择了中转航班,春节期间泰国人均往返机票仍超过7000元,远超酒店等其他花费。相比之下,2月出境游更为划算。

  2月出境复飞航线超40条

  自2022年下半年起,多家航司陆续新开、复飞出境航线,往返境内外的航班也在逐步增加。

  2月1日,海南航空宣布计划复航北京-圣彼得堡,新开深圳-金边的国际航线。截至目前,海南航空已恢复、新开运营北京-布鲁塞尔、北京-莫斯科、北京-贝尔格莱德等20条国际及地区往返客运航线。

  南航也计划于2月新开或复航广州至河内、广州至万象等多条国际及地区往返航线,同时加密广州至新加坡、广州至吉隆坡、武汉至香港等往返航线班次。

  据携程统计消息,截至1月末,2月出境复飞航线已超过40条,复飞周均航班量已超过140班。其中亚洲目的地航线占比超过八成,仅港澳及泰国复飞航班占比即达到四成以上。此外,从价格上看,三成航班的价格低于2019年同期成交均价,一成左右航班甚至比2019年便宜30%以上。

  出境游产品密集上新

  机票价格大幅降低给错峰出境游提供了极大便利,2月,各家旅游企业密集上线出境游产品。

  1月20日,文旅部发布通知,自2月6日起,试点恢复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中国公民赴有关国家出境团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涉及20个国家。包括泰国、柬埔寨、马尔代夫、斯里兰卡、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消息发布后,多家旅游平台出境游搜索量大幅增长。同时,旅游企业也在加紧推出出境产品。北京商报记者从众信旅游获悉,由于首批游客出境目的和需求十分多元化,因此众信旅游筹备了以minitour为代表的定制类产品,目的地覆盖了瑞士、马尔代夫、泰国、新加坡等。在短线方面,首批20个国家里,将以中国内地游客喜爱度较高的热门海岛作为首发目的地。

  凯撒旅业官方微信号也发布消息称,近日,凯撒旅游出境游业务全面启动。首批数十款不同类型的出境旅游产品即将陆续上线。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谷慧敏看来,春节假期机票、酒店价格都会有一定提升,假期过后,价格就会出现回落。而航线加密、旅行社推出出境团队产品,也会吸引部分游客选择错峰出行。“不过,目前出境航线数量还在进一步恢复之中,境外的酒店、景区及服务人员也需要一段时间重启,出境游市场的全面恢复仍需要一段时间。”

  北京商报记者 关子辰 张怡然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

  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资料图:光伏板

资料图:光伏板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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