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超时收费,使用不便!智能快递柜如何走完最后一百米******
盈利较低、使用率降低、服务不到位……
智能快递柜能走完最后一百米吗?
曾红极一时的智能快递柜遭遇冷落,诸多的不便,不但成了快递员和消费者眼中的“鸡肋”,使用率下滑,也让供应商难以维系高成本的投入,“撤柜”已悄然开始……
现状:快速扩张供求失衡盈利较低
近年来,在北京的小区、写字楼,智能快递柜可以说是遍地开花。
走访东单地铁站附近区域时发现,在高德地图APP上搜索“丰巢”或“速递易”,周边3公里内,“丰巢”的点位有43个,“速递易”有6个。
“缺少统筹的快速扩张,带来了短期的利益,也形成了高成本,运营到一个阶段,问题就来了……”某智能快递柜公司负责人透露,除了采购成本,还需要根据快递柜的大小给物业提供场地费。约100个柜门的一拖四快递柜,年租金约4500元,再加上安装、电费、运维……一组柜机的平均使用率能达到4成左右,才能回本。
统计数据显示:按8年平均折旧计算,单套快递柜每年的总成本为16788元。其年收入约17800元,其中快递员投柜和广告收入分别贡献了9110元和6000元,因消费者支付超时费收入为2190元……这样,算下来,经营一年,也才挣一千多元。
尴尬:使用率低 受冷落面临撤柜
“智能快递柜的供应商来了,想撤柜,说使用率太低了!”近日,朝阳区某小区微信群里的一条消息,让居民“炸开了锅”。
“快递柜得保留。上次朋友送我的几箱饮料,直接放门口了,等我回家一看,三箱变两箱了。”“有快递柜是好事,但只能送到楼下或大门口,最后一百米的问题解决不了呀!”关于快递柜的去留,居民们纷纷发表着各自的意见。
“这是根据大家的需求,争取了很多时间,还几经周折才联系到了供应商,才有了今天的楼下的快递柜。这不能说撤就撤了。”了解了一些内情的付女士介绍,“去年8月,快递柜的供应商就来过一次,想撤柜。听说,最近又来观察了两个月,认为经营的情况还是不理想,使用率连30%都达不到,这还不够成本呢!”
记者调查发现,智能快递柜“遇冷”并非个例,“撤柜”也早已开始。“我家小区的快递柜一个月前就不见了。”家住海淀区的许玲说。
“智能快递柜早就成‘摆设’”了,我在小区住了两年,只用了两次。而且,快递员或驿站的工作人员与居民也形成了默契,只要有可能,尽量送到家门口。您说,这种情况下,要它还有用吗?”许玲说。
吃亏的生意谁也不会做,所以,在一些使用率低的小区只能撤柜。
探因:使用不便 快递员用户都不买账
走进东城区北二环附近某小区,快递员小吴将两件包裹塞进了快递柜后感慨地说,“前几年,单量大,人手都不够。遇上618、双十一这种好日子,我们得一大早去抢柜。可现在居民对快递柜的需求小多了,每天投放10件,都算多的。”
“如果不方便取件,我们要先征求收件人的意见,才能将包裹放在快递柜里。”快递员冯军说,从公司的要求,居民的需求看,也首选送货上门。另外,遇到一些老小区,有的路特别窄,因为快递车进不去,快递员也不愿意选择快递柜。
冯军算了一笔账:一般情况下,包裹快到门口时才通知用户,一次性配送最方便经济。如果用户不在,快递员就要再下楼把包裹放入快递柜,重复劳动,还要根据快递的大小,自掏腰包支付两毛五至四毛不等的管理费。可一单快递就挣一块多,去年管理费就没剩多少了,这吃亏的买卖,谁都不愿意干。
从居民的角度,投放地址写快递柜,虽然省了沟通成本,但只要一超时就得再花钱,多数人觉得不划算。因此,快递柜的使用就越来越少了。目前,冯军一天大约送120个件,放进快递柜里的不超过5件。
自从收费后,用得就少了。“不管什么原因,快递进了柜,只要超时就得付费。那还不如放家门口,省钱又不用惦记取件的事儿。”习惯了网购的姜欣说,“对于手机、化妆品等高价值商品,使用快递柜还无法当面验货。万一投递物品在运输中有损坏、被调包,很容易带来麻烦和纠纷。”
最不喜欢快递柜的是老年用户,“还得下楼取件,再往家提,太麻烦也拿不动。有的东西太沉,选择快递就是解决最后这一百米。”
快递驿站、小门店以前就承担着收发快递的功能,这也压缩了快递柜的拓展空间。产业时评人张书乐预测,目前,智能快递柜很容易被快递驿站或小门店替代。究其原因,快递柜的存储空间有限,大件放不进,小件放不完。商家希望通过超期收费提高流转,也是争议颇多。而快递柜选位要求也高,方便用户的地方租金太贵,控制成本带来的局限性,使小区柜机覆盖率太低,达不到良性的投入产出比例。
与之相比,小门店,或快递驿站空间大,有专人值守,还能提供送货上门,没有相应的成本,还能增加店家的声誉。
出路:跨界经营 拓展多项生活服务
面临困境的智能快递也在寻求出路。最近,以收取包裹为主业的快递柜,还探索起了生活服务的新业务。
记者在智能快递柜的显示屏上看到,除了“取快递”和“寄快递”的基本功能,显示屏上还能选择“洗衣洗鞋”“储物下单”“商城”等花哨的服务。
打开快递柜的微信小程序,“生活服务”专区出现在主页的显眼位置,再往下拉,才是储物服务等其他业务。商家主推的洗衣服务目前支持衣物清洗、鞋靴清洗和家纺清洗三个大类,具体包含羽绒服、毛呢大衣、毛衣、运动鞋、床品、毛毯、蚕丝被和窗帘等。
在价格上,衣鞋搭配洗3至5件,价格在99元至149元,冬衣的价格会贵些,如单洗一件短毛衣、短毛呢大衣,价格分别为55元、65元,目前洗衣洗鞋对新人优惠力度较大,如洗护一件羽绒服的价格为39元。对比发现,相较于线下洗衣店,快递柜洗衣价格上的竞争优势不算明显。
“快递柜不就是取快递包裹用的吗?”调查发现,十余位市民中多数人认为快递柜就是个保管包裹的机器,对其他功能知之甚少。拓展新的服务,有人认为是“不务正业”,也有人觉得,它比传统洗衣店离居民更近,丰富了智能快递柜的使用场景,是寻找服务盈利模式的新尝试。
专业人士认为,开拓洗衣业务只是多元化快递柜减少闲置空间的一个补充打法。线上下单的洗衣业务此前也曾单独出现在市场中,但很快难以为继。快递柜洗衣尽管可以节约成本,但整体受限。快递柜的容积和呈现形态固定,无法像传统干洗店那样实现稍昂贵或特殊材质衣物的放置要求。
此外,探索新的服务领域不仅要花钱搭建生产线,还要“烧钱”来通过试错去获得经验,这个过程不会太短,还可能让跨界的快递柜厂商出现“水土不服”。
专家:适应市场解决最后一百米需求
经济学家宋清辉认为,相对于高额的成本及消费者接受度不高的现状,快递柜盈利的新模式仍旧比较单一,投资回报率也不高。总体来看,国内智能快递柜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盈利模式。
业内人士赵小敏预计,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快递送货上门的方式还是末端派送的主流。除了配送上门,快递柜、驿站代收点、自提都是末端派送多元化的重要组合路径。
从中长期来看,快递柜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快递柜企业要找好角色定位,要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并与整个行业发展的协同。与社区生活融合是发展的方向,尝试与物业联动,开发冷柜、提供居民日常必需品等来解决问题。
尽快取消超时收费,避免引发消费者诟病,维护快递柜行业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品牌形象……打通快递业的“最后一百米”,更是让消费者接受服务的关键。只有品牌形象好了,终端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消费者的接受度才会慢慢提高,市场才能繁荣起来。(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 师悦)
新岁访巴金******
中新社记者 谷苇
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踏着霏霏细雨,来到巴金的家里。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照旧“闭门谢客”,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也许是江南的春寒,最难将息。这位78岁的老作家偶患微恙,有点“感冒”。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脚步还是轻快的。
在他的客厅坐定,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显然是乐观的。他说: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他们在埋头苦干,有思想,有志气。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一个作家,总还是要看他的创作。”
“我自然还要写作,只是做得慢些。”谈到新一年的愿望时,巴金说:“那几项工作,总要把它做完。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巴金的“几项工作”,确实都在进行着,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
为香港《大公报》所写的《随想录》,已出版了两集。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他说:“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我总把它写出来,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
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问到“大概写了几万字了?”巴金微笑着回答:“这很难统计,反正在写。一定要把它写完的。”
“《创作回忆录》早已写完了。原来打算写10篇,结果写了11篇,都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过了。不久以前,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拿了一本新书下来,签上名,送给我。这确是一本好书,不论是书的内容,还是书的印刷、装帧和设计。正像有的评介文章所说的那样,这本书“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读过这些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的回忆录,那部有名的《往事与随想》。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长达150万字的巨著的译作是否能够如期完成,确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但是,重要的是译述者本人的态度——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完成得慢些。比原定的计划……”所谓“种种原因”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日本、瑞典、瑞士等国家访问过。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讲学、小住创作的国家。比如美国的“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在来华访问时,都曾热情提出邀请。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巴金都只好谢绝。此外,当然还有一些“非开不可”的会议。
当然,“开会”与写作是“两者不可兼得”的。有时为了开会,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有时,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刊物、出版社的“盛情约稿”。尽管多数编辑是同情、体谅作家的苦衷的,但在“一约”、“一谢”的过程里,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
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的报道的。巴金只说了一件事:四川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巴金选集》,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这部选集是巴金自己选编的。
“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巴金文集》吗?是否可以再版呢?”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为了这部被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称作“十四卷邪书”的文集,巴金在已过去的“十年长夜”里吃够了苦。
“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对读者来说,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用些,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的一些作品。至于文集,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所以,我不愿意它再版了。”对于出书,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的需要着想。
早在几年之前,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不论是在法国,或是在日本,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的文学资料馆,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现在他的倡议,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都热情地支持、拥护巴金的倡议。周而复把这个倡议,称作“一个迫切的倡议”,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茅盾去世之前,也决定把他的长篇小说《夕阳》(后改名为《子夜》)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的资料室,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支持。至于巴金自己,他早已准备一俟“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了房子,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许多珍贵的、著名作家亲手题赠“初版本”书籍),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都捐献给文学馆。除此而外,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为文学馆的建成“助以一臂之力”。
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
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告别时,巴金坦率地笑着说:“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但我终于活了下来,这是“幸免”,也是“幸存”,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因此也格外珍惜。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当然,首先就是写作。其次,就是为自己“料理后事”,我不想立什么遗嘱,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比如主张办文学馆,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还有我的稿费,也不想留给子女,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文学发展的地方。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
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家在“戏言身后事”,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倒觉得这正是作家的真诚和坦率。
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健康。
(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